徐少春是目前中国软件业最年轻，也最富有激情和雄心的企业家。这位出生于中国湖南的一位普通教师家庭的工程师，1983年毕业于中国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88年取得会计电算化研究方向硕士学位。1991年28岁的徐少春从岳父手中借款人民币5000元创办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2年后创立深圳金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不到10年内，徐少春引进风险投资，顺利完成收购兼并，并在香港上市，一步步发展下来，徐少春可谓春风得意。

　　凭借技术上的突破，徐少春把自己1993年在中国南方市场上的突然崛起称为“破坏性的革新者”。1993年，在中国软件业林立的情况下，他领先一步推出Windows平台财务软件，这使金蝶在所有本土软件公司中一举占领技术领先的地位。徐少春非常重视软件企业的技术领先，而这也正是金蝶与本土软件企业竞争的利器。根据徐的说法，金蝶是中国第一个Windows版财务软件、第一个纯JAVA中间件产品，第一个支持WAP的决策信息系统(EIS)、第一个基于三层结构的ERP系统金蝶K/3、第一个企业管理软件基础平台金蝶 BOS的缔造者。2003年，徐少春带领金蝶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提出了“产品领先，伙伴至上”的战略，它的核心思想就是：金蝶的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要绝对领先。要成为国际一流的产品，这是战略方向。另外，金蝶要和广大合作伙伴一起开拓服务价值市场，将与伙伴的合作放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来对待，从而将金蝶过去的“产品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转变为未来的单一的“产品开发商”。

　　与Infosys几乎没有软件产品相比，金蝶的这种定位模式完全不同。对此徐少春解释说：“金蝶一开始就注定了自己是一个产品公司。像国外的微软、SAP等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产品，它们的实力就是依赖于开发自己的产品。产品这个东西不像服务，服务很难标准化，产品就可以标准化，所以就能够大规模的销售和服务。把规模做大，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刚开始创业就是开发产品为先，再去拓展客户和销售。”与穆尔蒂相比，徐少春是一个强烈的技术痴迷者：“我认为技术是核心，真正能够理解和反映客户未来需求趋势的技术，是一种破坏性的东西和能够改变你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东西。”但是他同时意识到了管理对企业的重要性：“我觉得技术和管理是企业成功的两个关键，也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两个因素。如果你非要让我在两个东西上做比较的话，就是从更长远来看，技术是第一，管理是第二。对金蝶公司来说，至少在最近两三年，我们的管理是第一位的，技术是第二位的。作为一个管理软件公司，我们应该讲管理是第一位的。

　　穆尔蒂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强烈吸引力，尽管他对中国本土软件企业一无所知。2002年朱容基总理到Infosys考察，表示欢迎该公司在中国投资。派曾经亲赴上海浦东软件园洽谈成立分公司事宜。去年年底，Infosys上海分公司在浦东成立。最近数年来关于中国与印度之竞争力孰强孰弱的争论甚嚣尘上，派表示他也非常关心。“我看过哈佛大学教授黄亚声的文章，但是他所得出的印度竞争力强于中国的结论，我并不完全同意”。派认为印度的制造业应学习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入上也应加大力度。至于最终中国和印度孰强孰弱，他不愿意给出答案。“中国与印度人口加起来有20多亿，我们完全应该并能够充分合作共同发展”。徐少春充分意识到了中国市场为软件企业带来的机会。“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很小，国际市场上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经济危机，在他们那些国家的影响都非常大。要是谈人工的话，我们比印度还要便宜。在国际市场上看，Infosys和金蝶都是以低价取胜的破坏性创新者，但是中国公司现在以及未来享受成本低价的时间应该比印度公司享受的时间更长一点。

　　尽管中国市场对金蝶来说非常大，但是徐少春认为“不能因为足够大我就不出去了。”按照他的解释，金蝶的国际化的模式“现在是希望能够通过香港这样一个桥头堡向亚太区扩张，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策略，通过自己的产品向亚洲扩张，另外一个策略是我们直接从美国北美的软件市场上取得了软件外包的项目。这个我们也做，但是我们希望是以产品为主。我们的产品不光是ERP，我们还有技术含量更高的系统软件。这种产品要走向国际，其实就更容易了。”印度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从销售额来看，Infosys在印度软件业排行第二。排在第一和第三的分别是TCS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和Wipro。在班加罗尔的电子城，这些巨头们比邻而居。这三家印度软件企业虽然主要业务都是软件咨询和服务业，但是却各有侧重。TCS是印度老牌家族企业Tata集团的旗舰，多年来依赖庞大的多元化母公司的客户基础，一直占领国内软件服务业最大的市场份额；而Wipro的老板,卖油郎起家的伊斯兰教徒普拉姆在70年代末乘印度政府驱逐IBM时进入PC制造业，目前其软件销售也集中在国内市场。

　　相比之下，Infosys之最与众不同之处即在于它的彻底全球化和穆尔蒂高调倡导的企业文化。27岁的软件开发经理Satyaiyoti Srivastava加入Infosys4年了。 “为什么喜欢Infosys？”这位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年轻软件工程师回答的非常简单：“因为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在为某一个私人老板，如普拉姆及先生或瑞谭·塔塔先生(分别为Wipro和TCS的所有者)打工。”

　　具体来说，Infosys的全球化体现在它与其他国际巨头们的合作式竞争方面。穆尔蒂认为，有必要用企业生态观来取代军事观。“今天，没有一家企业能单枪匹马创造未来。你必须寻找协同竞争(coopetition)的领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穆尔蒂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勇于和全球跨国公司合作，这也为印度在世界软件市场上谋取了重要地位。美国亚马逊大型网络公司、德国阿迪达斯公司电子商务的详细目录都依赖穆尔蒂的公司。而Infosys也是美国微软公司在印度的第一个合作者，它们合资共同开发因特网软件产品，这是微软公司在亚洲的第一家正式合作伙伴。

　　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企业的竞争态势就非常严峻了，因为大家出售的产品相差无几。在中国软件业，曾经有“南金蝶北用友”之称，在中国大城市的机场，它们的广告牌比邻而居。竞争非常激烈，人们曾经批评中国软件企业间合作精神差，爱自立门户，不甘于人下，这又造成中国软件业小企业林立，弱不禁风的局面。徐少春更倡导公平的”竞争”,他不喜欢分不出胜负的运动，在他唯一最喜欢的高尔夫球运动中，他也喜欢邀不同的竞争者参与，一决高低。

　　与中国软件业相比，印度软件业的优势在于什么？很显然，印度软件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而这种建立在相对低的成本的全球协同竞争模式不易模仿。派罗列了他们国家软件企业的一系列优势，如优惠的政府政策、企业的专业化发展、大量优秀的IT人才以及更适应西方文化价值观(如熟练掌握英文)等等。他承认中国软件业潜力巨大。但是他非常严肃地指出，中国缺少足够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这正是中国软件业落后印度的最突出的地方。“我们在上海的分公司不乏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业的懂管理的项目经理，就需要重新培训了。

　　”事实上，目前中国软件行业中绝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是技术出身，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重技术轻管理的情况。而2003年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莫尔蒂在印度软件业界率先发出了警告：印度软件业虽然领先中国5年，但是在这5年期间如果印度企业无所作为的话，中国必将超过印度。

　　徐少春认为中国软件业应该有自己的模式。“为什么老要跟印度比呢，我们的模式都不一样。现在很多中国软件公司要主力搞外包什么的，我觉得这就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一些优势。你原有的优势就是搞产品嘛，那就老老实实的搞产品，在产品上创新。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印度靠软件外包成功了，应该说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他为什么能有这样一个模式呢，因为他是一个讲英语的国家。他的文化跟西方，跟美国很接近，更早的时候，印度有大量的公司在美国硅谷工作，所以他们在那边已经获得一定的地位以后，就把大量的单挪到印度去，他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历程。但是不能说印度这样做成功了, 中国这样做也能成功。”

　　作为中国软件业的代言人，徐少春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的是让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公司尽快走向国际。 “软件企业的CEO确实需要有全球化的思维模式，把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他们一个根本的任务。利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里积累的经验和已经稳定的成功的模式，以这个为基础，尽快走向世界。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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